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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“壓測”下的中國智慧城市:尚處在初級階段

2020年4月29日 08:00  中國新聞周刊  作 者:霍思伊 胥大偉

進入4月,在復工和全球疫情數字之外,數字基建再次被熱炒。4月17日,工信部專門召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專家研討會,提出要加快5G建設進度,探索數字基建在智慧城市領域的應用。近期中央層面的一系列舉動,釋放出一個信號: 疫情讓人們更加意識到,大數據的潛力巨大。

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陳東平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直言,智慧城市在防疫的反應上“慢了半拍”。

2月10日,距武漢“封城”已經過去了18天,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,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司司長陳越良還在呼吁:“能不能開發一個服務社區抗疫的軟件?”

這類軟件技術上沒有任何難度,但在抗疫早期,社區人員只能手工填表。大數據防疫的核心在于精準防疫,也就是對人群實現差異化對待,但縱觀整個中國早期的抗疫模式,仍然是傳統的“一刀切”。

技術出身的阿里巴巴副總裁劉松,更喜歡用“一次壓測”來形容疫情對城市智慧能力的考驗。他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指出,這是一次被動的大規模社會實驗,從目前的結果來看,各地之間差異較大,長三角和珠三角是領跑者。

形式上的數據共享

自疫情暴發以來,住在“震中”的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測量與遙感學家李德仁,一直在觀察武漢的應對。他指出,武漢之所以“封城”,很大原因在于無癥狀病毒攜帶者難以防控。

目前手機記錄位置和軌跡主要依靠基站定位,這就意味著,在城市中只能精確到100米,在鄉村可能精確范圍在300~500米。而這些數據又掌握在三大運營商手中,病人及攜帶者的數據在衛健委及各個醫院手里,數據是保密的,開放權在公安部門,數據沒有直接連通和開放的渠道。

類似情況出現在很多場景中,有些數據在衛健委、醫院,有些數據在公安、人社等部門,有些數據在手機供應商手里,散在各個部門的數據如果不能集成在一起,要想做好利用時空信息的防控非常困難。

一位長三角某市的大數據局負責人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之所以到2月中旬各地才陸續推出健康碼,并非是地方政府反應遲緩,而是最開始三大運營商不給地方提供人員的移動軌跡數據,后來通過工信部的協調,才對地方政府開放部分權限。

在珠三角某一線城市,當地的一位政府人士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透露,通過省通信管理局的協調后,市級層面獲得了部分軌跡數據,但考慮到數據隱私等多種原因,這部分數據最終沒有下放到區里。

這位工作人員指出,在手機信令這類防疫關鍵數據上,如果一開始就能全國一盤棋,基層工作會好做很多,對哪些人來自湖北會很清楚。

近期,嚴防境外輸入成為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大城市的防疫重點。但上海市經信委信息化推進處處長裘薇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海關的數據是在國家層面,沒有接口給地方政府,各旅客信息也是由航空公司自己掌握,F階段,仍然只能采用人工核驗的方式,對入境人員信息進行歸集。

信息共享的方式也很落后,比如從機場到政府部門,再到各街道,入境信息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間傳來傳去,一方面效率低下,另一方面,這種粗陋的共享方式也增大了數據安全風險。

事實上,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個最明顯問題是,地方和中央之間的數據共享,還遠沒有打通。

此前,在數據共享方面,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文件。比如,2017年5月國務院發布的《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》明確提出,除了涉密數據其他都要拿出來共享。之后,一些在智慧城市建設上表現積極的地方政府,紛紛主動開啟“數據歸集共享”會戰。

但當地方向中央要數據時,上述文件雖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據,但只能“一事一申請”。這種模式的缺點是效率過低,沒有形成系統化的共享機制。

裘薇指出,比如,以學歷認證服務為例,教育部只對地方政府開放兩個用戶名,每天通過平臺能進行的學歷查詢,以個位數計。在她看來,這只是形式上的共享,共享的方式、流程和效率都非常低。

“如果國家層面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,比如哪些數據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授權給哪個部門,一旦數據共享出去,造成信息泄露,最后算誰的責任,各部門都有自己的顧慮!彼f。

但問題是,現在沒有一個中央的部門牽頭去做,在信息化建設方面,國家已經近十年沒有一個權力集中的主管部門,職能分散在發改委、工信部等部委。

中央如此,地方亦如此。多位一線城市大數據局的負責人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:“數字政府和信息化建設這一塊,到底誰來管,一直搞不清楚!

“城市大腦”不只是一個大屏

雖然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數據共享還存在障礙,但在智慧城市發展較為靠前的浙江、廣東、上海等地,省、市內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基本已經橫向打通。

為什么浙江可以在幾天內就推出健康碼并全省推廣?參與健康碼研發的阿里巴巴副總裁劉松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因為去年,浙江已經建成了全省統一的大數據平臺,省內橫跨二十幾個委辦、廳局的數據完全打通。

在深圳,一套完整的數據共享機制也已經建立。市級政府74個部門以及11個區級政府內的所有數據都已經被全部打通。每年,政府還會對數據共享進行考核,納入績效評估體系。截至目前,每天在深圳大數據平臺上共享的信息已經接近1800萬條。

在阿里巴巴副總裁劉松看來,疫情提供給人們的反思是,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,城市數據平臺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至關重要,數據需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匯集、打通和開放。另一方面,端的觸達也非常重要,也就是說,大數據管控需要有一個前提——可以觸達到人。

當每個人的手機上都安裝了支付寶和微信后,通過將健康碼等防疫平臺與這兩個端口打通,就可以實現最大范圍內對人的觸達。

劉松將疫情中智慧城市的表現拆分為“1+2”,也就是一云兩端:一個大數據平臺+市民端和公務員端的觸達。除了市民移動端的普及,在他看來,公務員端的觸達,是浙江此次能夠在疫情應對中步步靠前的另一個原因,其背后的本質,是互聯網思維已經貫穿到了政府的日常運行中。

他指出,疫情之前,基于阿里巴巴釘釘智能移動辦公系統打造的“浙政釘”已經在浙江上線,覆蓋省政府、省屬委辦廳局機關和全省11個地市、90個區縣的公職人員,在90%以上的公務員中實現了“掌上辦公”。

疫情暴發之初,傳染病直報系統的失靈備受各方關注。但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數據研究院院長陳東平提出了另一個問題:為什么全國的輿情系統對疫情也沒有反應?

陳東平強調,這說明,政府領導或政府運行中,對這類可能引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敏感數據,喪失了警惕性。

他指出,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設。最大的問題在于,系統和機制都已經建成,但不發揮作用。因為在政府的行為邏輯、思維方式和決策程序中,還缺乏大數據思維,不會優先想到利用智慧體系去指導決策。

何謂智慧城市?在陳東平看來,智慧體系要真正和城市的運行邏輯結合起來,不能僅僅變成一個令人目眩的高科技展示平臺,或者只是在某一個領域實現局部的小智慧。事實上,此前各地熱炒的“城市大腦”,在疫情中也受到考驗,結果并不盡如人意。

從2016年阿里巴巴開啟“城市大腦”概念后,截至2019年底,阿里巴巴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的11個城市進行布局。2018年開始,華為、百度、京東、騰訊等巨頭也相繼入局。

據阿里巴巴官網介紹,“城市大腦”的功能是利用實時全量的城市數據資源全局優化城市公共資源,即時修正城市運行缺陷,實現城市治理模式、服務模式和產業發展的三重突破。

但深圳市龍崗區大數據中心主任樂文忠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指出,全國各地的“城市大腦”,目前只是做到了數據可視化,距離真正成為城市的“大腦”,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他表示,理想狀態下,“城市大腦”應該成為三個中心,一是城市的指揮中心,涉及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。二是公共服務中心,當所有辦事大廳的線下業務數據都上傳到這個城市的“中樞”后,可以直接在一塊屏上看到所有的政府服務對象和服務流程,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優化。最后,就是決策中心。

陳東平認為,城市治理體系的現代化,除了技術的現代化,更關鍵的是人的現代化。在新型的數字化時代,防疫應該要充分利用數據排查、精準使用三維地圖進行指揮,但一些領導的思維還停留在工業化時代中的“人海戰術”。

智慧城市的演進路徑

裘薇發現,目前政府各部門對智慧城市的理解還局限于信息化,認為只要建一個信息化系統就可以解決問題,但對要搜集什么數據來解決什么問題,缺乏清晰的認知。在她看來,很多線下沒有解決的問題,不是簡單地挪到線上就行!斑@只是政務電子化,不是智慧城市!濒棉闭f。

這種觀念上的滯后,和智慧城市在中國語境下特定的演進路線有關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地方政府對智慧城市的理解都限于“信息化”,將它與“數字政府”、電子政務等概念混同。事實上,在第一代智慧城市的建設中,的確是信息化的邏輯。

劉松指出,十年前,中國第一代智慧城市采用的還是信息化系統,開發出的智慧醫療、智慧交通等應用系統是建立在傳統的IBM小型機和Oracle數據庫之上。這種傳統模式下,各系統垂直孤立,沒有打通。

近兩三年來,云計算、5G和AI成為技術上的風口,智慧城市建設進入2.0,新型智慧城市概念進入人們的視野,它的重要特性是人工智能、5G、物聯網以及大數據、云計算的應用。

劉松指出,現在有了端和大數據平臺,再借助阿里的技術,上線一個防疫應用,最快只要十幾個小時,最慢也在48~72小時之間。這和10年前開發一個單一功能的智慧城市應用,比如智慧交通或智慧城管,根本不可同日而語。 

但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郭仁忠發現,在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行動計劃中,涉及很多智慧工程,但這些智慧工程在十分先進的建設理念下,卻采取十分傳統的工作模式,比如由這個部門負責這個系統、那個部門負責那個系統,但智慧城市的建設絕不是若干信息系統的集合。

這暴露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,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,在城市層面缺乏一個可持續的頂層設計和規劃,仍然是各自為政。而在疫情中,這個短板更加凸顯。  

此外,疫情還反映出,現有智慧城市架構對于精細化應急管理支撐不足。早期,人員在城市內的流動軌跡大部分是通過調取監控或者確診患者回憶,及時、精準排查疑似患者接觸人群還存在較大難度。

精細化管理要求更加精細化的數據,劉松指出,數據要“微!钡矫總小區、每輛網約車和每個人身上。

在他看來,數據既要橫向打通,也要“下沉”到微觀的物理世界。他指出,對“城市大腦”而言,數據的“下沉”是它能否真正實現智能化的基礎。

一方面,疫情讓我們警惕智慧城市建設不要“光買硬件”;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,要補齊的“軟件”短板,也離不開數字基礎設施。

2月下旬以來,中央開始密集發聲,釋放出明確的信號。2月21日,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,要推動5G網絡、工業互聯網等加快發展。3月4日,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,再次指出要加快5G網絡、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。

在此背景下,“新基建”概念再次被熱炒,5G、云計算等板塊相繼漲停。中央的用意很明顯,讓“新基建”成為撬動疫情影響下的中國宏觀經濟的頭一個支點。

恒大研究院任澤平認為,“新基建”的關鍵在于“新”。而智慧城市是“新基建”中“新”的代表之一。同時,智慧城市也是5G、人工智能等技術落地應用最大的場景,將在未來帶動數萬億投資。

國際數據公司IDC預測,到2023年,1/3的智慧城市場景將被5G影響,70%的一二線城市將使用5G技術。因此,2020年對智慧城市來說將是一個非常大的窗口期。

編 輯:值班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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